专访侯宁彬：博物馆人永远不会改变的法则是什么？

日前，2025《岭南大讲堂》第二期讲座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陕西省博物馆协会会长、陕西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侯宁彬以《千年回响——丝绸之路上的东西交流与南北并进》为题开讲。

侯宁彬的职业生涯经历从考古田野到博物馆展厅。自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他长期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管理等工作。先后主持了秦咸阳城大遗址考古、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园、西安白鹿原汉墓等多项考古发掘工作，掌舵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等顶流博物馆。

趁侯老师莅临羊城开讲的宝贵机会，羊城晚报记者对这位“顶流”文博专家进行了专访。采访进行前后，恰逢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终评公示，我们也以此为背景请教侯老师，解读考古学的公共意义，与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

侯宁彬

新考古发现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羊城晚报：本次来广州的讲座主题围绕丝绸之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如何增进对丝绸之路的理解和认识？

侯宁彬：在过去，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主要基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既有的考古发现。既有的考古发现本就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如果新的考古发现能改变我们过去的认知或理解，那么我们就要经过进一步研究，更新过去的认知。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受访者供图）

例如在南越王墓和南越国宫署遗址被发现后，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所处的地位或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在南越王墓和后来的广州汉墓中，发现了许多中国与外界交流的元素，这些元素证明了广州作为当时的出海港或者始发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考古发现具有几种作用，首先它丰富了历史内容。过去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和认知主要通过历史文献的分析和研究来实现，有了新的考古发现，一则增加了通过验证历史文献记载的实物资料，同时也补充了历史文献缺乏记载的内容。

考古发现的第二个作用是延长了历史的轴线。例如过去西方一直认为中华文明只有三千年，他们认为在甲骨文出现之后，所谓的“文明”才是完整的。然而现在我们对于“文明”本身的标志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文明不仅包括文字、青铜器和城市，社会分工、阶层分化以及国家的出现也是文明的标志。

现在我们讨论中华文明，大家认为最少有五千年。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认知，是因为我们发现史前时期超过五千年的遗址中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国家、城市等迹象。既然有这些文明的重要元素出现，中华文明理应往前推至五千年。

考古发现的第三个作用是增强了历史的信度。过去我们在历史文献中看到的记载，它无法被证明确实存在。以秦始皇陵为例，《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的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但只是文字性的，我们需要通过考古来验证其真实性。

从上个世纪开始，考古工作者、地质工作者和环境学学者对秦始皇陵进行综合性勘察。我们通过现代化手段和传统洛阳铲验证了秦始皇陵地宫里确实存在大量水银。通过考古发现，我们验证了历史文献对秦始皇陵地宫的记载，增强了历史的信度。

考古发现的第四个作用是再现了历史的场景。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就是这样一个实证。历史文献记载唐玄宗在过生日时，朝廷专门驯养的马匹会跟随人在生日宴会上一起饮酒、翩翩起舞以助兴。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上的舞马图案，证明了唐玄宗时代确实存在舞马宴乐助兴，这就真真切切再现了历史的场景。

羊城晚报：您在刚才的回答和演讲中都提到，新发现的文物会更新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您在考古时是否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侯宁彬：新的考古发现意味着我们认知的更新。过去我们认为周原（编者按：至记者发稿时，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已入列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周人最重要的活动区域和礼乐文明的策源地，在那里发现了许多青铜器窖藏、墓葬、建筑遗迹等，但却一直没有发现周人的核心集中地——城市，而作为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周原遗址三座城垣 国家文物局图

近几年考古工作者在周原先后发现了大城、小城、宫城，验证了过去的推断。这些城的发现，证明了周原是周人活动的重要区域和礼乐文明的策源地。可以说考古工作对文明的研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城邦众多，除了东周王室、春秋五霸之外，还有很多小国家，即所谓“万国来朝”。具体是哪些国家，它们的文化面貌如何，这些国家的人生活在哪个区域，很多一段时间里我们一概不得而知。直到这些年我们发现了很多小国家的遗存，例如陕西的芮国、山西的霸国以及湖北的噩国，它们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小国家。这都是考古工作带给我们的新的认知。

我曾认为运营博物馆是一项简单的工作

羊城晚报：您当年为什么选择报读考古专业？

侯宁彬：这其实是冥冥中注定的，因为一开始这并非我的主动选择。当年老师觉得考古专业比较冷门，容易被录取，所以我听从老师的建议填报了考古专业。

在上大学之前，我对考古一无所知。报考专业志愿时，我以为考古是研究古代文献，上学后才发现和最初的理解完全不同。考古是通过田野发掘和实物资料来复原古代历史和社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学习，并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中。

以前总认为自己的专业很冷僻，过去大家也不了解考古。现在不仅国家重视，社会关注度也空前地高。通过AI技术将文物复原或者活化起来之后，很多文物也越来越出圈了，如今无论是考古还是博物馆的大众传播都做得很好。

羊城晚报：您从最初的考古领域转向文博领域，这种身份转变是如何完成的？

侯宁彬：从学校毕业后，我从事了26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直到2012年，我才从考古研究所转到陕西省文物局，从事文物行政管理工作。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觉得只有从事过某个工作或者经历过某个岗位之后，才会对过去的工作有更清楚的认知。

2013年我担任汉景帝阳陵博物馆馆长之前，我认为运营博物馆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如同清水衙门，每天按时打开门，引导游客进出馆，下午按时闭馆，我的工作就结束了。

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和对博物馆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多，我的认知也发生了改变。

我认为，考古和博物馆是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两个不同节点。考古是基础工作，即发掘物质资源并进行充分研究，形成报告。而博物馆则是具体分析考古发掘报告，将专业知识变成大众化的产品并传播到社会，让公众了解考古工作的目的和重要性。

博物馆和考古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陕西省文物系统一直秉承“考古发掘是基础，科技保护是核心，陈列展示是手段，服务社会是目的”的理念，将考古、文物保护、博物馆的文化传播串联在一起。这四个方面对于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我觉得是很好的概括和总结。

缓解冷热不均，大馆要想办法帮小馆

羊城晚报：您2013年到汉景帝阳陵博物馆工作，当时的博物馆远没有现在这么“热”，您见证了博物馆从“冷”到“热”的转变过程。

侯宁彬：我刚到汉景帝阳陵博物馆时，每天游客数量有限，有时一两千人，有时几百人。那时候我的工作压力不大，面对的公众数量较少，做好自己的工作相对容易。

2015年我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以后，因为它是世界旅游目的地，又是知名的遗址博物馆，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公众参观。不同游客的需求都不一样，尤其是节假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人满为患。当时面临的是安全压力和老百姓的需求，当公众参观体验不佳时，大家会抱怨人多，看不见文物本身，看见的都是人头。如何解决这种供需矛盾是博物馆管理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随着博物馆热度的提高，这种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尤其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博物馆每天的最大承载量为12000人，却有六十多万人预约进馆。无论用多大的力度，都无法短时间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年我们不断通过各种方式缓解矛盾，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从今年4月1日到10月31日，陕西历史博物馆已经取消了周一的闭馆日，每天的闭馆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其实博物馆周一闭馆属于行业国际惯例，要打破这个惯例是需要勇气的。无论是从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压力，还是从文物管理和保护的角度，抑或是从公众观展逛展的需求来看，三者需要尽量兼顾。

我认为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从空间和手段上进行拓展，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更多老百姓的需求问题。首先是空间拓展，博物馆要有足够大的空间让公众舒适、愉悦地观赏展览，并参与文化体验活动。

当公众无法进入博物馆，或者进入博物馆后参观体验不佳时，博物馆要提供更多手段，比如云端文化体验活动、云端展览以及“装”到口袋里的数字展览，这是另一种解决办法。

羊城晚报：除供需矛盾外，博物馆还存在冷热不均的情况。

侯宁彬：对，必须解决博物馆冷热不均的问题，这可以缓解热门博物馆的供需矛盾。同时，还可以让更多公众了解中小型博物馆或者基层博物馆的文化特质。

敦煌莫高窟323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受访者供图）

博物馆的发展需要创造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和差异化的传播模式。例如广东有400多家博物馆，每家博物馆都有自己的资源禀赋、展陈手段和传播价值观。

除了要做好基础陈列和专题展览，还要举办临时展览，这些临时展览能够满足公众了解其他地域文化的需求。比如广东的游客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如果能够看到南越文化的展陈，游客的自豪感会油然而生，这就是博物馆做临时展览的初衷。

我认为应该由大馆带动小馆，大馆需要想办法帮助这些小博物馆，基于它们的资源禀赋，规划从哪个角度或者层面发力，让小博物馆本身特有的文化传播得更广。

此外，政府需要为基层博物馆或者中小型博物馆提供特殊政策，让它们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例如馆内藏品、研究人员结构和研究特长，创造出自己的特色。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各区域的博物馆发展更加科学和平衡。

羊城晚报：很多巡展以及从海外引进的文物展览往往都会引起比较大的轰动。您认为这些对广东有什么参考意义？

侯宁彬：据我了解，广东的专题馆很多，许多博物馆都具有唯一性，藏品、展览都非常独特。我认为广东应该更多关注多元文化交流的传播。自汉代起，海上丝绸之路便从此地走向世界各地，它既是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这其实就是前面讲到的广东地区特有的资源禀赋，应该从这方面着重入手开展博物馆文化建设。

发展文化产业，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必须

羊城晚报：近期公布的2024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展览终评名单里，一些地方性或者小切口的展览也入围了。这能看出博物馆人在往哪些方向作出努力？

侯宁彬：目前全国每年大约有几万个展览，展览数量非常多。一个展览要得到公认的好的评价，必须要有创新。不能按部就班地按照传统套路来策展，如果展示手段和方式一成不变，观众很可能会产生审美疲劳。

展览必须具备创新性，创新包括几个层面：

首先我们需要凝练展览的主题，了解国家和老百姓的需求，以及大家对哪些内容感兴趣，再来确定展览主题；在设计展览的过程中，馆方需要考虑展示手段是否新颖，年轻人是否会感兴趣，能否激活人们的好奇心；在确定展览主题和展陈形式后，应传递大众认可的价值观。

必须解决好这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的问题，展览才能得到社会认可，入围“十大精品”展览陈列。

我认为展览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展览内容必须有科学研究成果作支撑，展览内容为王，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法则，尤其对于博物馆人而言，这是我们的立业之本。

广州海事博物馆展览《遇见黄东：一个清代广州“事仔”的大世界》现场（摄影：记者 钟振彬）

羊城晚报：您曾提到由财政全额拨款支持博物馆建设的模式，未必能够长远地支持博物馆发展得更好。

侯宁彬：这正是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即博物馆的运营和管理不能仅依赖输血。目前不少博物馆享受着国家免费开放的政策红利，依靠国有资金维持运营。如果一直依靠国家政策或者资金支撑博物馆的发展，博物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会受到制约。

我们经常提到，博物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从输血进化到造血。造血如何造？只能通过发展自己的产业来带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博物馆的展览、文化教育活动、出版物、短视频、讲座等等都是产品。我们可以通过经营这些产品，为博物馆带来一定收入，推动博物馆的发展。

最近几年，上海、江苏、湖南、浙江、广东都出台了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相关政策。文化产业的收入一部分可以用于事业发展，另一部分可以用于激励管理者的积极性。

通过这两种途径，我们的文化产业才能发展壮大，才有足够的力量支撑事业发展。因此我认为未来博物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文化产业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链 接

2025《岭南大讲堂》系列讲座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今年将陆续邀请全国文、史、哲领域的知名专家莅临演讲。

文 | 记者 朱绍杰 梁善茵 何文涛

图 | 记者 梁喻 曾育文（除署名外）

视频 | 梁喻 曾育文 王炯勋 余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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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梁善茵